加缪：荒诞的创造——哲学和小说
加拿大超现实主义画家Siegfried Zademack绘画作品
荒诞的创造——哲学和小说
所有这些在荒诞的稀薄空气中维持着的生活，如果不受到某种深刻而确实的思想的力量的激励，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那只能是一种奇特的忠实的感情。人们见到过一些有意识的人在最愚蠢的战争中完成他们的任务而并不以为有什么矛盾。那是因为什么也不能回避。因此，在坚持世界的荒诞之中是有一种形而上的幸福的。征服或游戏，无数的爱情，荒诞的反抗，这些都是人在一次他事先已经失败的战役中对他的尊严所表示的敬意。
问题仅仅在于恪守战斗的规矩。这种思想足以培养一种精神：它支持了并且还在支持着完整的文明。人们并不否认战争。因之而死，或因之而生，二者必居其一。荒诞也是如此：要与它共呼吸，承认它的教诲并寻出其血肉。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荒诞的快乐，就是创造。尼采说：“艺术，惟有艺术，我们有了艺术才不因真理而死亡。”
在我试图描述并以不同的方式让人感觉到的经验中，一种苦恼在另一种苦恼消失的地方冒出来，这是可以肯定的。对遗忘的幼稚追求，对满足的呼唤，现在都没有反应。然而，使人正视世界的那种恒定的张力，驱使他欢迎一切的那种井然有序的疯狂，又给他留下了另一种狂热。在这个宇宙中，作品就成了维持他的意识并确定他的冒险的惟一机会了。创造，就是生活两次。普鲁斯特的摸索的、焦急的探求，他对鲜花、地毯和焦虑的细心收集，并不意味着别的什么。同时，这种创造也不比演员、征服者和一切荒诞的人一生中每日都孜孜以求的那种持续的、不可估量的创造有更多的意义。他们都试图模仿、重复、重新创造他们的现实。我们最后总会看见我们的真理的面目。对于一个脱离了永恒的人来说，全部的存在只不过是荒诞掩盖下的一种过分的模仿而已。创造就是最大的善于模仿者。
这些人首先是知道，其次，他们的一切努力在于跑遍、扩大、丰富他们刚刚登上的没有前途的小岛。然而，首先是应该知道。因为荒诞的发现是和未来的激情产生并合法化的那个时间停顿同时发生的。即便是没有福音的人也有他们的橄榄（耶路撒冷东面的一座山。《圣经》说耶稣来到这里向门徒讲道，并不让他们睡觉，免得受到迷惑。次日，耶稣于此地被犹大出卖。——译者注）。而且在他们的橄榄山上，也是不应该睡觉的。对荒诞的人来说，问题不再是解释和解决了，而是体验和描述。一切都从有洞察力的冷漠开始。
描述，这是一种荒诞的思想的最后野心。科学到了它的悖论的终点也停止了建议，停下来静观和描绘现象的永远是新鲜的景物。心灵就这样知道了那种使我们在世界的面貌前激动的感情不是来自世界的深刻性而是来自其面貌的多样性。解释是没有用的，但感觉留下了，与之同在的还有一个在数量上取之不尽的宇宙的不断呼唤。人们从这里知道了艺术品的地位。
它标志着一种经验的死亡，同时也标志着这种经验的增加。它好像是对一些已经由世界组织好的主题的单调而热情的重复：形体，这宇宙的三角楣上的不可穷尽的形象，形式或色彩，和谐或苦恼。因此，在创造者的壮丽而幼稚的宇宙中重见本文的重要主题，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把艺术品看作一种象征，以为艺术品可以被看作是对荒诞的逃避，都是错误的。
它本身就是一种荒诞的现象，事情只关系到它的描述。它并不能给精神的疾病以出路。相反，它正是这种在一个人的全部思想中回荡的疾病的一种征象。然而，是它第一次使精神走出自身并把它放在别人的面前，不是为了使他迷失方向，而是向他明确地指出那条人人都在其上的没有出口的道路。
在荒诞的推论的时间里，创造跟随着冷漠和发现。它标明荒诞的激情从哪里冲出，推论在哪里停止。它在本文中的地位就这样得到了解释。
只要摆出创造者和思想家共有的几个主题，就足以使我们在艺术品中重新发现进入荒诞的思想所具有的全部矛盾。实际上，他们共有的矛盾超过使他们智力相互亲近的一致的结论。思想和创造也是如此。我几乎不需要指出，是同一种苦恼驱使人采取这些态度。它们从那出发时是一致的。然而，在所有从荒诞出发的思想中，我看到很少有坚持住的。我是从它们的距离和不忠之中最准确地衡量了只属于荒诞的东西。同时，我也应自问：一件荒诞的作品是可能的吗？
人们不应该过分地强调艺术和哲学之间古老对立的专断性。如果从一种过于确切的意义上理解，这种对立肯定是虚假的。如果只是说这两个门类各有其独特的环境，那无疑是真实的，不过说起来也是很模糊的。惟一可以接受的理由在于产生在封闭在自己的体系之中的哲学家和站在自己的作品前面的艺术家之间的矛盾。不过，这适合于我们在这里视为次要的某些艺术和哲学的形式。关于脱离创造者的艺术的这种观念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也是错误的。人们注意到没有一个哲学家是创立了好几个体系的，这与艺术家大相径庭。然而，只有在任何艺术家都是以不同的面貌表达同一事物这种情况下，那才是真实的。艺术的瞬间的完美，其更新的必要性，这些东西只是因为偏见才是真实的。因为艺术品也是一种构造，而谁都知道伟大的艺术家是可以多少有些单调。艺术家和思想家一样地介入，在作品中变成自己。这种相互影响提出了最重要的美学问题。此外，对于确信精神的目的的一致性的人来说，最无谓的莫过于基于方法和对象的那些区别了。人为了理解和喜爱而提出的那些门类之间是没有界线的：它们互相渗透，同一种焦虑使之混为一体。
开始的时候必须指出这一点。为了使一件荒诞的作品成为可能，以其最清醒的形式出现的思想必须参与其事。然而，它同时也必须不显露出来，除非是作为一种起支配作用的智力。这种反常现象是可以用荒诞来解释的。艺术品产生于智力放弃谈论具体事物。它标志着物质方面的胜利。是清醒的思想激发了它，但是它又在这一行动中忘掉了自己。它不会屈服于这种诱惑，即在描述中另外加上一种它知道是不合情理的更为深刻的意义。艺术品体现了一种智力的悲剧，但是它只是间接地提出证据。荒诞的作品要求的是意识到这些局限的艺术家和具体的事物只意味着自身的艺术。它不能成为一种生活的目的、意义和慰藉。创造或不创造，这并改变不了什么。荒诞的创造者并不珍惜他的作品。他可以放弃，他有时候也放弃了。有一个阿比西尼亚就够了（阿比西尼即今之埃塞俄比亚，这里暗指死亡，取典于诗人兰波之死。实际上兰波并非死于埃塞俄比亚而是死于法国——译者注）。
人们在这里可以同时看到一个美学的规则。真正的艺术品总是与人相称的。它本质上是那种说得“少”的作品。在一个艺术家的全部经验和反映这些经验的作品之间，在《威廉•迈斯特》（歌德的小说——译者注）和歌德的成熟之间，是有着某种联系的。当作品企图把全部经验都放进一种解释文学的花边纸上时，这种联系是不好的。当作品只是经验中的经过打磨的一小块，是内在的光芒凝聚而又无所限制的钻石的一个小面时，这种联系是好的。在第一种情况下，有着过重的负荷和对永恒的追求。在第二种情况下，作品因具有一种人们猜得出其丰富性的经验的言外之意而变得富有成果。荒诞的艺术家的问题在于获得这种胜过本领的处世之道。一句话，在这种环境中的伟大的艺术家首先是一个伟大的享受人生的人，知道在这里活着既是体验又是思考。因此，
作品体现着一种智力的悲剧。荒诞的作品说明了思想放弃了它的威望，甘心只成为智力，这种智力使用表象，并在一切没有理性的东西上面布满形象。如果世界是清晰的，艺术却不是清晰的。
我这里说的不是形式和色彩的艺术，在那些艺术中占支配地位的只是辉煌而有节制的描绘。表达开始于思想结束之处。那些两眼空空的年轻人（指雕塑——译者注）挤满了寺庙和博物馆，他们的哲学被人们变成了姿态（人们好奇地看到，最理智的绘画是那种试图把现实归结为基本元素的绘画，它到最后就只是使眼睛感到愉快。对于世界，它只留下了色彩。——作者原注）。对于一个荒诞的人来说，这种哲学是比所有的图书馆都更有教益的。从另一个方面看，音乐也是如此。如果说一种艺术被剥夺了教诲，那肯定就是这种艺术了。它太像数学了，一是一，二是二，不能不从它那里吸取其无理性。精神根据约定的、适度的规则和自己进行的这种游戏是在我们这个有声空间展开的，在这个空间之外，振动汇合了，变成一个非人的宇宙。没有比这更纯粹的感觉了。这些例于太容易了。荒诞的人承认这些和谐和这些形式是自己的。
但是，我这里想谈一种作品，其中解释的诱惑一直是最大的，幻想自告奋勇，结论几乎是不可缺少的。我指的是小说的创造。我自问荒诞能否在其中坚持住。
思想，首先就是想要创造一个世界(或是为他自己的世界划定界限，这是一码事)。也是从一种把人和他的经验分开的根本的不协调出发，以便根据他的怀念找到一个共同点，一个被理性框住的或被类似理性说明的宇宙，这宇宙可以消除不堪忍受的分裂。哲学家，即便是康德，也是个创造者。他有他的人物，他的象征和他的隐秘的行动。他有他的结局。相反，小说走到了诗和随笔的前面，不管表面上如何，这只是说明了艺术的更广泛的理智化。我们得理解，这指的尤其是最伟大的作家。一种体裁的丰富和崇高常常可以从它所含有的渣滓度量出来。坏小说的数量不应使人忘记最好的小说的祟高。这种最好的小说恰恰是具有它们自己的宇宙。小说有它的逻辑，它的推理、它的直觉和它的公设。它也有它对于清晰的要求（请思考一下：这使最坏的小说得到了解释。几乎人人都自认能够思想，实际上人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或好或坏地思想着。相反，很少有人自以为是诗人或耍笔杆的。但是，从思想胜过风格那个时候起，大群的人就侵占了小说。这并不是像人们说的那么大的一个灾难。最好的小说家对自己的要求更为严格，至于那些屈服了的人，他们是不值得存在下去的。——作者原注）。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上面谈到的传统的对立就更不那么合乎情理了。在容易把哲学和它的作者分开的那个时代，这种对立是起作用的。今天，思想不再追求永恒了，它的最好的历史将是它的悔恨的历史，这时候我们知道体系若是适用，就与它的作者不可分开。从一个方面来看，《伦理学》（斯宾诺莎的代表作）不过是长而严峻的自白罢了。抽象的思想终于和它的物质基础连在一起了。同样，肉体和激情的小说化也多少是更加根据一种世界观的要求来安排的。人们不再讲“故事”了，人们创造自己的宇宙。伟大的小说家是一些伟大的哲学家。巴尔扎克，萨德，麦尔维尔，斯丹达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马尔罗，卡夫卡就是如此，姑且只举这些吧。
他们选择了用形象而不是用推理来写作，这种选择恰恰揭示了他们的某个共同的思想，即确信一切解释原则的无用，坚信感性的表象所具有的教育信息。他们既把作品看作是一个结局，又把它看作是一个开端。作品是一种常在不言中的哲学的结果，是它的说明和它的完成。然而，只有这种哲学的言外之意才能使它完整，它终于使一个古老的主题的这种说法合乎情理了，即少许的思想使人远离生活，许多的思想使人靠近生活。思想不能使真实升华，就止于模仿。这里说的小说是这种既相对又不可穷尽、与爱情的思想又如此相似的一种认识工具：对于爱情，小说的创造是有着最初的惊叹并进行着富有成果的反刍的。
这至少是我在开始的时候承认的它所具有的魅力。但是我也承认屈辱的思想的那些王子们也具有这样的魅力，而我是能够凝视他们的自杀的。我感兴趣的正是了解和描写那种使他们回到幻想的共同道路上去的力量。这里我还将使用同样的方法。因为我已用过这种方法，所以我可以缩短我的推理，并且不必在一个确切的例子里耽搁就概括出来。我想知道人们在接受了义无反顾的生活之后是否也能同意义无反顾地劳动和创造以及通向这些自由的道路是什么。我想把我的宇宙从它的幽灵中解放出来，使之仅仅充满着我不能否认其存在的有血有肉的真理。我可以产生出荒诞的作品，选择创造的态度，而不选择另一种态度。然而，一种荒诞的态度要保持荒诞就必须对其无理性始终具有意识。作品就是这样。如果荒诞的要求没有得到尊重，如果作品没有阐明分裂和反抗，如果它迎合幻想并激起希望，那么它就不是无理性的了。我再也不能离开它。我的生活可以从中找到一种意义：这是可笑的。它不再是结束了人生的壮丽和无用的一种解脱和激情的演练了。
在解释的诱惑最为强烈的那种创造中，人们能够克服这种诱惑吗？在对真实的意识最为强烈的那个虚假的世界里，我能够忠于荒诞而不迎合做结论的欲望吗？在最后的努力中面临着同样多的问题。人们已经知道这些问题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种害怕为了最后的幻想而抛弃最初的、困难的教训的意识的最后顾虑。对于作为意识到荒诞的人可能采取的态度之一的创造有价值的东西，对于提供给他的任何生活方式也同样具有价值。征服者或演员，创造者或唐磺，可以忘记他们的生命的演练，不能不意识到自己的无理性。人们习惯得如此之快，人们为活得幸福而想赚钱，于是全部的努力和生命中最好的东西都集中在赚钱上面。幸福被遗忘了，手段被当成了目的。同样，这位征服者的全部努力偏向了野心，而野心不过是通向一种更高尚的生活的道路。唐磺也将顺从他的命运，满足于这种存在，其高尚只是因反抗才有价值。对前者来说，这是意识；对后者来说，这是反抗；在这两种情况下，荒诞都消失了。在人心中有那么多执著的希望。一无所有的人有时也会赞同幻想。这种受和平需要支配的赞同是存在的赞同的内在的兄弟。这样就有了光明的神祇和泥土的偶像。然而，这是通向需要找到的那种人的面目的一条平常道路。
到目前为止，对于荒诞的要求是什么，还是它的失败告诉给我们的最多。同样，我们要想警觉起来，看到小说的创造可以跟某些哲学提供同样的混含也就够了。因此，我为说明问题可以选择一部作品，其中汇集了一切标志着荒诞的意识的东西，而其开端又是明确的，环境又是清醒的。它的后果会给我们教益。如果荒诞没有受到尊重，我们也会知道幻想是通过什么渠道溜进来的。一个明确的例子。一个主题，一种创造者的忠实就够了。问题在于同样的分析，而这种分析已经更为细致地做过了。
我将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的一个主题。我也可以同样好地研究其他作品（例如马尔罗的作品。但是那就必须同时触及社会问题，实际上，社会问题也不能用荒诞的思想来回避｛况且，它也可以提出好几个不同的解决方法｝。不过，还是应该有个范围。——作者原注）。但在其作品中，问题是在崇高和激动的方面得到直接的论述的，如同对所谈的存在的思想一样。这种平行对我的目标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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